行業動態

　　破解“工科理科化”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霍思伊 曹然

　　發于2023.7.17總第1100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今年6月，華為發布新一期“難題揭榜”題目，題目來自諾亞方舟實驗室，圍繞人工智能，涉及預訓練、大語言模型、多模態等“ChatGPT時代”最受關注的話題。每周，華為會圍繞一個特定領域面向全社會發布5個難題，題目領域涉及無線、硬件工程、材料、數字能源等。

　　今年3月，華為CEO任正非在“難題揭榜”火花獎座談會上的講話刷屏。任正非稱，“我們與高校合作，公司只是放進去一點東西，通過高校的力量來釋放，充分發揮高校學者的作用。比如，高校喜歡‘面條’，我們放了點‘味精’”“我們與高校的合作是在一定的技術邊界內探索人類的未來”。自2021年11月起，華為將產業中的難題面向社會發布，僅半年多以后，就收到了來自600多位老師的反饋，參與揭榜高校達91所，迄今為止，已組織發布揭榜難題超過300道。

　　華為“難題揭榜”，是人們更熟悉的“揭榜掛帥”機制的一個經典樣本。本質來說，“英雄不問出處”的“揭榜掛帥”是一種眾籌式創新和開放創新的新機制，也是組織科研攻關的一種新模式。企業“出題”，以應用為牽引，高?！按痤}”，用研發推動技術突破。近兩年，“揭榜掛帥”出現在各級政府文件中，幾乎每個省、市乃至縣都在發布“榜單”，面向全國尋找“揭榜人”。

　　華為“難題揭榜”模式有何特殊之處，有可復制性嗎？中國產學研融合的深層困境到底該何解？

　　“提出好問題也是一種能力”

　　2023年4月6日下午，華為“難題揭榜”火花獎頒獎現場，程光從華為公司董事、2012實驗室主任查鈞手中接過了獲獎證書。這是他收獲的首個“火花獎”，證書上的獲獎詞寫著：“華為向全社會發布難題，兼顧產業挑戰和科學價值”。

　　程光是東南大學網絡空間安全學院教授。2022年11月，他首次“揭榜”，選擇的題目是 “資源約束條件下，百萬數據流的統計和篩選”。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是一個具有廣泛應用場景的技術難題，在網絡安全、網絡管理、網絡測量等很多領域都會用到。他原本就對此有研究，看到問題后，當天就給“接口專家”發郵件，很快收到回復，第二天一早，雙方進行了首次線上討論。

　　華為“難題揭榜”的出題人來自華為的不同部門，每題都附有“接口專家”的郵箱。兩個多月內，程光先后和華為專家開了多次會議。第一次會讓他印象深刻，五個華為專家在屏幕的另一頭，為他詳細剖析了難題的方方面面，比如，約束條件到底是什么，希望能解決哪些問題，國內外目前在這個問題上達到的最先進技術標準是什么？華為希望在哪兒有所突破？程光說，別的企業提出的是問題，華為提供的是一篇清晰、簡潔、有技術前瞻性的學術綜述。

　　在華為“黃大年茶思屋”網站上，可以看到每一期“榜單”，每個難題下都有四個板塊：問題描述、技術挑戰、當前結果、技術訴求，還會附有參考文獻。例如，對于難題“通用決策預訓練的多源數據融合”，出題人介紹，預訓練模型的發展使得機器人決策控制領域發生巨大變化，微軟也將ChatGPT的能力擴展到機器人領域。不同于自然語言生成，機器人領域跨任務泛化模型對數據采集的要求較高。因此，技術訴求也很明確，關于高質量數據集和復雜環境認知。

　　與程光揭榜的技術難題不同，去年9月底，李國兵 “揭”的是一個工程應用背后的數學基礎問題，涉及到射頻領域，屬于應用基礎研究類型。他是西安交通大學信息與通信工程學院副教授?！罢б豢矗孟袷巧鲜兰o50年代就研究過的經典?！彼麑Α吨袊侣勚芸坊貞浀?，“但仔細研究，這個問題直到2022年還不斷有新的工作涌現出來，說明這個古老的問題，在新的、更嚴苛的工程約束條件下，就變成了一個新問題，舊的方法不再適用?！?/p>

　　李國兵指出，這個問題雖然面向應用，但是提煉出了理論高度，“不是一般企業能問出來的”。在他看來，華為“難題揭榜”的難題有三個特點：一是從實踐中來，每個問題都有很明確的應用背景；二是這些實際中遇到的問題都經過了“精加工”，其中的核心基礎問題被提煉出來，使其不再局限于具體的應用場景，有一定的共性和普適性，而且在科學上很前沿；三是技術訴求明確。李國兵發現，華為對問題的指標要求很清晰，也知道現有的理論邊界在哪兒。

　　多位參與華為難題的“揭榜者”觀察到，華為提出的難題主要分為純技術類和偏應用基礎類，后者比前者更多。概括來說，這些難題“既有理論高度又能解決實際生產困境，同時具有普遍科學共性”。

　　2021年6月舉辦的“第二屆數學促進企業創新發展論壇”上，華為公司全球技術合作副總裁艾超介紹，華為“難題揭榜”項目是要解決緊迫性問題，緊迫性問題分為戰術和戰略兩個方面，創新具有不確定性。因此，企業應在關注戰術緊迫性問題、解決當前“卡脖子”問題的同時，聚焦戰略緊迫性問題，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

　　華為2012實驗室主任查鈞在2021年的一次訪談中說：“提出好問題也是一種能力?！彼赋觯心芰μ岢鰡栴}，把工業界的難題抽象、翻譯成科學家能夠聽得懂的語言，彌補學術界與產業界的巨大鴻溝。

　　2022年10月間，李國兵和華為專家進行了多次郵件和線上交流，他的第一感覺是“很舒服，在和很內行的人打交道”。因為很有共同語言，持續交流也就成為解題的催化劑。他回憶，每次和華為專家談話，都“直接切入問題的核心”，先是討論初步想法，隨即華為發來相關測試數據，供他用自己的方法演算，反復交流幾次后，他就大幅改進了最初算法，去年12月初獲得“火花獎”。李國兵感到知識上的相互促進，“對方尊重我做的事，彼此是在同一個頻道上”。

　　程光也記得，在解決“資源約束數據流”問題時，他最初有些疑問，因為部分條件是目前技術無法解決的。他提出，能不能把約束條件再放寬一些，多次溝通中，原本相對粗獷的指標體系越來越明晰，雙方共同確認了“問題可解”的最新“邊界”。在程光看來，這也是一種建立“共同語言”的過程?；又?，可以說解題是一個共同打磨、共同完善、共同成長的過程。華為“難題揭榜”突破了傳統校企合作模式中單向的“企業是出題人、高校是答題人”的模式，變成校企“共同答題”。

　　查鈞自2016年起負責華為中央研究院，他介紹，華為研究院主要有三類人，一類是“瘦子”，也就是科學家，偏基礎研究；另一類是“胖子”，善于解決產品的問題、工程的問題，即技術專家；還有一類“既瘦又胖”，能把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技術創新、工程創新連接起來。

　　為什么這么形容？因為“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殺豬殺豬，越殺越胖”，這是任正非對公司實踐的一個形象總結。華為研究院的構成是橄欖型，兩邊稍小，中間層大，也就是“既瘦又胖”這類人最多，也是華為最需要的。查鈞解釋，在很多工作中去解決實際業務的挑戰問題，反過來又會對基礎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理論突破，以及根子上的創新。另一方面，在問題牽引之下、為了解決產品問題而發明的“手術刀”，越有基礎研究加持的，越具備解決一系列應用問題的泛化能力。

　　這是華為內部創新的方法論，打通學術界與工業界、基礎研究與應用，現在正向外部擴展。這些“既瘦又胖”的跨界專家正努力成為“科技外交家”。查鈞在2021年的訪談中說，華為要求，專家如果解決不了問題，就到高校跟老師碰撞討論，向很多合作伙伴發布難題，“專家本人要把這個問題當成他自己的問題，把解決問題當成他自己的責任，變被動為主動”。

　　雖然華為會把難題定期發布在“黃大年茶思屋”上，但很多高校老師都很忙碌，不會時刻在網上跟蹤榜單。多位受訪老師說，華為每次發布新的懸榜難題，經過篩選后一般會通過高校轉給相關專業老師。去年9月，李國兵在瀏覽郵件時偶然發現了一道讓他感興趣的難題，就是后來的“揭榜”對象。

　　更深度融合的校企合作

　　國內某高校教授劉志遠和華為的合作已經超過六年。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校企合作方面，華為在業務相關的前沿技術領域，和全球頂尖高校開展合作。

　　劉志遠主要從事高速通信領域的研究，他說，從2019年開始，華為相關領域專家和他聯系愈加頻繁，并持續不斷開展技術交流和合作。

　　查鈞在前述采訪中坦言，華為在美國打壓開始時，有些手忙腳亂，但穩住陣腳以后，越來越有信心。面對應用上的挑戰問題，要從技術根源上尋找解決的方法，還要快速實現國際領先水平，即“扎到根”和“捅破天”。

　　生存壓力與挑戰下，華為在研究創新模式上做出了新的調整：第一步是“搞會戰”，從三丫坡、太平洋到珠峰，各自專攻一個具體領域做突破；第二步是“難題揭榜”，把業務中的挑戰難題，向全社會公開發布，鼓勵高校老師踴躍揭榜。

　　2021年的訪談中，查鈞解釋，這兩年，華為與高校的合作上有很大轉變。過去是把高校老師的成果轉化過來，現在是出題給老師，主動牽引老師在這一方向上展開研究?！耙郧案咝＠蠋熡辛顺晒院笮睦镉械琢耍俑A為簽合作協議，但這樣我們獲得的東西都是去年或者前年的了?，F在與高校的合作，對領先性有更高的要求。一般的問題我們自己都能解決?！?/p>

　　因此，華為“難題揭榜”是一種更深度融合的校企合作方式。由于“榜單”涉及問題都很前沿，學者在“揭榜”后更多提供的是一種解題思路，真正的“解法”仍需在后續的長期項目式合作中完善。也就是說，通過“設榜”延長合作鏈之后，企業資助的對象不再僅是科研，更是“點子”和靈感。

　　在程光看來，華為從以前的“尋找項目”，變成了“尋找項目合作人”，無論是合作效率、還是成本效率比，都比此前高得多。而且，“難題揭榜”本質上是一種賽馬制，更加公平，也能從全社會挖掘有潛力的人才?！皷|大獲獎者的平均年齡只有39歲，這意味著，至少一半以上的揭榜者可能是35歲及以下，這種唯才適用的方式給默默無聞者以機會，給年輕人以希望?！彼治稣f。

　　程光在完成第二個“火花獎”題目后，沿著之前的解題思路，目前已和華為在網絡熱點檢測方面開啟了一個新的合作項目。他說，“揭榜”是一種雙贏，華為解決了技術難題，他對需求也有了更明確的認識。受此啟發，他能進一步拓寬原本的研究思路，找到能廣泛應用的技術可能。

　　對于需求牽引研究，早在2013年，程光就深有體會。當時，華為向他提出需求：用戶看視頻、打視訊電話時，是否可能在用戶卡屏前提前發現問題，及時調整網絡服務策略，從而在用戶尚未感知到網絡服務質量下降時就解決卡頓?！暗?，部分地區的視頻流量是加密的，怎樣從加密流量中分析出這些問題，當時全世界還沒有人做過?！背坦庹f。

　　程光后來研究發現，其實換個思路就能分析出用戶是否存在卡頓。這開啟了他的一個全新研究方向。這一研究在國內帶動了一批產業發展，也為程光帶來一系列國家級項目與合作?！斑@是產業界和學術界合作的很好典范，如果沒有企業提出這個問題，那要做出這樣的研究，你光靠天馬行空去想是不行的。華為公司提煉的這些問題，都是工業界真實存在的問題?！背坦庹f。

　　2023年5月17日舉行的“搜狐科技峰會”上，華為理論研究部主任、信息論科學家白鉑也談到了“難題揭榜”對高校研究的最大益處：有了真正的問題來源?！霸趯W校時覺得無線通信領域缺乏新問題，進入華為后和無線產品線的專家溝通，發現好問題非常多，為什么這些問題在學術界看不到？因為問題的來源枯竭了?！?/p>

　　開放式創新的“揭榜”啟示錄

　　2016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就提出：“可以探索搞揭榜掛帥，把需要的關鍵核心技術項目張出榜來，英雄不問出處，誰有本事誰就揭榜?！?/p>

　　隨后在2020、2021年的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國家層面的“十四五”規劃中，都提出要推行“揭榜掛帥”機制。2021年5月，科技部在發布的國家“數學和應用研究”重點研發計劃中，首次設立“揭榜掛帥”榜單任務。根據官方在“十四五”規劃中的釋義，“揭榜掛帥”是指建立以需求為牽引、以能夠解決問題為評價標準的新機制，讓有能力、有擔當的團隊承擔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等重點任務。

　　2016年以來，越來越多地方政府開始“揭榜掛帥”探索。記者了解到，與華為這種企業直接發布“榜單”的模式不同，更多地方實踐中，“揭榜掛帥”較常見的模式是：由地方政府牽頭，先圍繞當地重點產業征集企業的實際需求，并組織專家對征集到的需求進行遴選和評審?！敖野裾摺焙托枨蠓浇⒄胶献骱?，政府會給予部分比例的配套資金。這種模式中，政府扮演了中介和橋梁的角色。

　　王華年是西部某“雙一流”大學教授，長期研究移動通信，他上個月就收到四川省科技廳發布的榜單征集通知，主要圍繞電子信息、裝備制造、先進材料、能源化工等六大產業，征集項目包括兩類：技術攻關類和成果轉化類，前者主要面向省內企業，重點是為了解決部分“龍頭”企業的難題；后者面向全國，征集的是可以在川轉化落地的重大科技成果，財政對每個項目補助比例在40%左右。其他地區的征集模式也與之類似。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曾婧婧在2021年發布的文章中分析了國內“揭榜掛帥”制度的實踐情況。她指出，截至2021年，“揭榜掛帥”還屬于政府的大型科研資助活動， 是一種競爭性科技計劃，是成果導向的，必須要有明確、具體的標準來衡量。

　　多位受訪專家指出，一些地方政府為主導的“揭榜掛帥”更像一種孵化機制。征集來的企業需求基本是技術難題，有明確應用場景，涉及到應用基礎研究的很少，從整個運行機制上看，以相對長線的“定向項目合作”為主。相較而言，華為的“難題揭榜”可以做為一種參考，因為其已不僅局限于整合供需資源，而是再向前一步，整合工業界與學術界的理念和視野，真正實現了校企之間相互啟發、相互促進。

　　華為公司全球技術合作副總裁艾超2021年8月撰文指出，從創新模式上看，“揭榜掛帥”實際上是行之有效的眾籌式創新和開放式創新的重要手段，從“我們帶著困惑到處找專家”的盲盒模式，變為“專家帶著思路甚至成果找我們”。

　　國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教授張宇專門研究科技管理與知識產權，她在2021年發表的論文 《開放式創新實踐對“揭榜掛帥”制度的啟示》中總結：“揭榜掛帥”采取開放式競爭的方式，在全社會匹配到最合適的創新資源，從而推動創新目標的實現?！鞍駟巍?體現了重大需求導向，“掛帥”體現競爭機制的手段。

　　國際上，類似“揭榜掛帥”的合作模式，被視為“開放式創新”的方式之一。2003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亨利·切薩布魯夫指出當前社會，“有用的知識”是廣泛而零散分布的，企業無論建立多大的內部研發力量，都無法通過封閉式創新實現技術長期領先，必須采取更分散、更多人參與、更去中心化的創新方式。

　　2017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曾這樣定義“開放式創新”：通過對全球創新資源和全球市場的整合來推動創新。因此，關鍵詞是“整合”。從全球來看，“開放式創新”的主體一般是那些具有雄厚研發力量的大中型企業，因為這種“引進外部專家資源”的創新方式，對企業方的要求很高。

　　切薩布魯夫認為，企業實現“開放式創新”需滿足以下條件：企業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既要轉變內部對“非本公司發明”的異樣心態，擺脫對創新過程的完全控制，給予外部專家自由度和尊重，又要有效引導外部專家的思考方向，保證最終實現企業自身的需求。這意味著與傳統創新截然不同的項目管理方法。而且，企業擁有強大的開放式創新能力的前提，是內部也有足夠的創新競爭力。

　　現實中，大部分企業在校企合作時普遍存在兩個問題：第一，提不出明確的技術訴求，和高校溝通時“不在一個頻道上”；第二，不愿大力投入。

　　王華年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很多企業提出的技術訴求相對模糊，而且一般是“整塊需求”，也就是“研發出來可以直接應用的產品化東西”。他感覺，很多企業和高校合作的初衷，并非想在技術上做突破，而是想“利用高校的人力資源把企業成本降下來”。劉志遠也發現，大多數企業或者提不出需求，或者提的需求太具體，無法抽象出真正需要突破的關鍵技術，高校和企業在供需間存在明顯的錯配。

　　多位受訪老師指出，大部分企業缺乏足夠的資金支持研發，對產學研合作的興趣不大，或者很多合作只是想聯合高校去撬動政府的資金?！坝械暮贤炌旰蠼涃M遲遲不到位，有的企業項目都結題好幾年了，一直不給錢?！币晃徊辉妇呙母咝＠蠋煂Α吨袊侣勚芸氛f。

　　王華年分析，目前，校企間存在較大的鴻溝。一方面，從企業角度，一般中小企業研發實力較弱，有的甚至自身沒有研發人員，也就很難從生產實際中“提煉出一個好問題”；另一方面，從高校來講，這些年由于“工科理科化”現象突出，高校老師和企業脫節，很難找到企業當下的真正痛點。他指出，目前校企之間有明顯的信息不對稱，彌合鴻溝的第一步是進行深度的、面對面的交流，特別是高校老師，一定要到生產一線去。

　　一位長期致力于產學研合作平臺建設的企業家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產學研融合的困境，在于認知的不對稱?！凹夹g、產品和市場是三個階段，學校和企業的認知往往不在一個維度上，大學停留在技術層面，覺得后兩者和自己無關。企業側重后兩個階段，多數企業的產品以跟隨為主，前瞻性相對來說少一些?！?/p>

　　西安交通大學校長王樹國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產教融合的核心阻礙還在于觀念沒有改變。目前在校企之間，大學的責任更大一些，大學要轉變觀念，打開圍墻，主動去融入社會，放低姿態?！按髮W要去主動擁抱企業，主動去幫助企業發掘技術挑戰，甚至關鍵科學問題?！眲⒅具h說。

　　在西安交通大學國家儲能技術產教融合創新平臺常務副主任蘭劍看來，大學和企業要想深度融合，雙方都需要改革，要在長期的互動、碰撞中形成一種良好的合作氛圍，“深度融合，不僅是科研的融合，還包括文化的融合、管理的融合”。蘭劍分析說，改革需要配套制度，比如企業、高校各自如何對參與合作的人員進行合理評價，聯合研發怎么認定各自的貢獻？

　　“‘揭榜掛帥’是校企合作的一種解法，產教融合沒有最優解，也沒有捷徑?！彼麑Α吨袊侣勚芸氛f。

　　(文中劉志遠、王華年為化名)

　　《中國新聞周刊》2023年第26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